寇鸿顺：《当代西方共识民主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三是设置不可放弃的法律底线。工会会员占全体劳动者的比例达到30％左右，集体劳动关系纠纷成为律师业的重要业务类型之一。
这种肉搏式的博弈导致谈判费用高企，损害社会生产率。在全员入会的情况下，其与职工（代表）大会必然存在人事与职能的交叠。[11]1929年，美国经济爆发大危机，随之迎来大萧条。所以，集体谈判不利于新技术引进的情形，往往仅限于行业竞争不激烈的企业或岗位，而这对社会生产率的影响并不大。③有时，若干文书涉及的纠纷是本应做集团诉讼，但被拆分受理。
《宪法》正文在确立国体和根本制度（第1条）之后，立即宣示民主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2条第1款）。再次，针对某些工会怠于履行职责的问题，可分两种情况处理。[19] 毫无疑问，公共决策从未放弃过对科学的依赖，科学和决策的关系问题一直备受瞩目，其主要原因在于，人们期望科学能够为决策提供客观准确的知识、完备有力的证据和铁的事实。
[54] 在涉及科学不确定性的案件以及其他政策性决定的案件中，法院将审查的重点从对行政行为结果的实体性审查转移到对行政行为作出过程的审查是非常自然的。[85]同前注[74]，胡娟文。[77]否则，公共决策很容易为政治利益或者商业利益的一面之辞所蒙蔽，管制主体也更容易为管制对象所俘获。然而，从一战开始，科学的形象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的确，近代科学的兴起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并不认同这种提法。
现在假设，行政机关的事实结论完全符合实质性证据标准或者其他可适用的结果性审查标准，并且行政机关也完全遵循了法律规定的程序，但行政机关是通过研究占星图并参考星相学说而作出行政决定的，不难推测，法院一定会拒绝这种行政决定。[88]参见前注[19]，陈玲、薛澜、赵静、林泽梁文。神说‘要有牛顿，万物俱成光明。[66] See Merrick B. Garland, Deregulation and Judicial Review,98 HARV. L. REV.570(1985). [67]有学者研究发现，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使用这种具有纠错功能的不撤销而发回重作的判决形式的情况尤其突出。
（一）科学的两面：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在二十世纪以前，人们通常认为，确定性、可靠性、普遍性和客观性是科学区别于其他知识的重要特征。参见[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79]当然，这并不是说法官需要成为科学家。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科学活动呈现出诸多新的形式，这些新形式很难被纳入常规科学的框架进行解释并加以规范。
不然，如果经严格检视审查发现行政行为存在很多问题，那么，或许就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可以通过不撤销而发回重作的方式放行政机关一马。由于存在无害性错误（harmless error）之原则，法院不会因为那些并不重要的错误而推翻行政决定。
这两种审查方法的审查对象或者说它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可以说，实体性审查关注的是行政机关得出了什么结果，程序性审查关注的是行政机关是按照何种方式、步骤、顺序和时限，即如何得出某一结果的。如果法院满意地认为行政机关运用相应的理由和标准严格检视了那些问题，法院就应当维持行政机关的裁定，尽管其离理想的清晰度还有距离……[40] 这就是所谓的严格检视原则（hard look doctrine）或称严格检视标准。
参见杨莉萍：《社会建构论心理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相对论和量子物理结合在一起所抛弃的，不仅仅是旧的科学，也包括（作为）其基础的形而上学。[34] 考虑到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出台时弥漫着的技术专家治国论的（社会）情绪（technocratic sentiment），毫不奇怪，专断、反复无常标准最初的适用是相当宽松的。如果法院认为行政行为的根据存在瑕疵，特别是经过严格检视之审查认为行政机关对其决定的解释理由不够充分时，就通过这种判决将行政决定发回行政机关重新考虑，从而使行政机关可以纠正自己的错误。而且，法院也无法评估行政机关推理的可靠性，除非法院充分熟悉所讨论的问题从而分辨出哪些是有道理的哪些是没有道理的。[96]参见《协商民主是一个对话的过程》（刊首语），《团结》2014年第2期。
例如，在关于转基因作物的争论中，正反双方阵营均有资深科学家的声音。[70]严格检视之审查也因此很容易获得接受，因为这种不撤销而发回重作的救济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严格检视之审查的严格性。
[60] See Phelps Dodge Corp. v. NLRB,313 U.S.177,197(1941). [61] SEC v. Chenery Corp.,318 U.S.80,94(1943). [62] See Patrick M. Garry, Judicial Review and theHard LookDoctrine,7 Nevada Law Journal 167(2006). [63] See Matthew C. Stephenson, A Costly Signaling Theory ofHard LookJudicial Review,58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763(2006). [64]同前注[17]，福特沃兹、拉维茨文。[英]霍金：《时间简史》，许明贤、吴忠超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54页。
进入二十世纪，科学的发展进一步证明了不确定性也是科学固有的特质。科学争议折射到公共政策领域并经大众传媒的传播，造成了风险的社会性放大（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和公众对公共决策正当性的质疑倘若得不到有效回应，则可能引发社会恐慌并导致政府信任危机。
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3期。那种认为行政机关在任何时候都代表着或者会考虑社会公共利益的想法实际上是一个毫无根据的、一厢情愿的神话。[38] 与贝兹伦强烈主张加强对行政程序的审查不同，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另一位法官利文撒尔（Judge Leventhal）主张对行政行为进行适度遵从但仔细的审查（moderately deferential but careful judicial scrutiny）。不过，如果行政机关没有逃避这种重要任务，法院就需要自我抑制而确认行政决定，即使法院自身会作出不同的认定或者采纳不同的标准。
利文撒尔和贝兹伦的不同意见，特别是利文撒尔法官的意见，经司法判决文书和各种法学研究文献的广泛传播，最终对联邦最高法院产生了深刻影响。[11]参见杨建邺：《窥探上帝的秘密：量子史话》，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32-233页。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联邦劳工部作出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政策决断而不是纯粹的事实分析。事实上，在后常规科学中，需要处理的是争端而不是问题。
而科学技术在改变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同时，也改变了人类对世界包括对自身的看法与观念，[6]并使得人类头脑中存在已久的理性主义膨胀到极点。[2]参见刘洋：《律师诉农业部公开转基因信息败诉》，《新京报》2015年4月8日，第A14版。
[91]参见马怀德主编：《行政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5页。[11]波普尔（Karl Popper）则借助问题-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对科学上的不确定性给出了另一种解释：科学总是通过不断证伪的过程向前发展。在社会建构论看来，不仅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被视为社会因素空场的科学、技术等也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是社会实践、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的产物。1.州农保险公司案 在西拉俱乐部案作出裁判后不久，1978年的佛蒙特扬基核电公司案（Vermont Yankee Nuclear Power Corp.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立场似乎有所退缩。
关键词： 科学不确定性 行政行为 司法审查 严格检视 过程性 美国法 近年来，很多涉及科学不确定性的行政行为开始进入司法审查领域。他指出，这些非常微妙、不能够为常人所理解的科学判断事项，完全超越了法官的制度能力。
See Industrial Union Dep't, AFL-CIO v.Hodgson,499 F.2d 467(D.C.Cir.1974). [93] Patricia M. Wald, Judicial Review in Midpassage: The Uneasy Partnership Between Courts and Agencies Plays on,32 TULSA L.J.221,233 n.70(1996). [94] Patrick M. Garry, Judicial Review and theHard LookDoctrine,7 Nevada Law Journal 152(2006) [95]社会建构论亦称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其思想雏形最早出现于教育学、心理学领域，后来逐渐形成一种有代表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哲学、社会学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事实上，在行政机关得出了什么结果（what）和如何（how）得出其结果之外，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即行政机关为何（why）会得出它所得出的结果。
[51] 平心而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马萨诸塞州诉联邦环保署案中的判决符合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之精神。[36] 然而，这种高度遵从的观念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发生变化。
